张申府，原名张崧年，既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，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。他是中国初期的三位创始人之一，和陈独秀、李大钊并肩为党的奠基人。在的欧洲党组织中，张申府不仅是创始人之一，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。更为人称道的是，他是周恩来、朱德等革命领袖的入党介绍人，并且曾亲自召唤周恩来回国，为黄埔军校的建设推荐了周恩来。可以说，张申府对中国早期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，尤其是他将以周恩来、朱德为代表的旅欧志士引入党组织，为注入了强大的革命力量。
张申府在回忆起周恩来与刘清扬入党的经过时提到：“我抵达欧洲时，陈独秀已经授予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的任务。他深知我为人，信任我，并且把这项重要责任交给了我。只要我认为某个人适合加入我们的党组织，我便会给他写信。所以，周恩来和刘清扬能够加入党组织，实际上只是因为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。就这样，巴黎小组在1921年正式成立。”
张申府在回忆朱德与孙炳文入党的经过时说：“1922年下半年，我们开始扩展组织，吸纳了更多的党员。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，朱德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我们党。他作为一名军人，在来柏林之前已经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，因此他有些不好意思直接申请加入。他谦虚地表示‘我希望进步’，这种言辞向我们暗示了他加入党的愿望。我们理解了他的意思，于是接纳了他。而孙炳文也是在这个时机加入我们的。”
张申府回忆道：“1921年1月1日，我抵达巴黎。当时一切都非常顺利，我乘坐的是法国邮船‘歌狄娜’号的头等舱。我的证件上写明我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，虽然这个身份并不完全准确，但它确实为我带来了很多便利。实际上，蔡先生曾聘请我作为在里昂设立的华法教育会的教员，月薪为八百法郎，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，尤其是与那些勤工俭学的学生相比，他们的收入甚至不到我的一半。这样，我可以住在爱歌里路50号的住所，空闲时我也能投入学习、上课和写作。”
“与此同时，我开始组织小组。我召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，那时我们已经成为情侣。到了2月，周恩来也加入了我们的组织，我将此事报告给了陈独秀。不久后，又有两位同志加入了我们的团队，分别是陈公培和赵世炎。赵世炎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四川人，他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。陈和赵是在陈独秀的介绍下，来到法国加入巴黎小组的，而他们在加入之前已经是党员了。”
“我一开始就有意创办刊物，目的是在法国的中国工人和学生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。战后，法国的华人社区非常庞大。为了办好刊物，我需要资金支持，最终我通过与章士钊的联系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章士钊当时也身处欧洲，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，曾担任过政府官员，并且在战后亲自来欧洲考察政治变化。在英国，他曾与萧伯纳和威尔士等知名人士会面。我在中国时就认识章士钊，他来自湖南，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和政治家。而我在北大时，也和章士钊的夫人吴若男有着深厚的友谊。当章士钊路经巴黎时，我向他讲述了我的出版计划，他非常支持，并提供了资金帮助我们创办《少年》杂志。正因为得到了章士钊的支持，我们才能够在1921年顺利创办这本杂志。”
张申府的政治生涯也充满了变动。旅欧回国后，他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，并且推荐周恩来接任该职位。1925年，因与党内同志政见不合，张申府退出了中国。然而，他在1935年积极参与了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，成为该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。1957年，张申府被打成，但他在后仍继续参与社会活动，并于1986年6月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3岁。将其誉为“爱国民主人士，中国的老朋友”。
资料来源：《张申府访谈录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1年3月，第1版，舒衡哲著，李绍明译）